我在上海的童年

我在上海的童年

当我还是个婴儿时,我的妈妈就去世了。

是我父亲的第一房太太,把两个哥哥和我抚养长大。她叫包甜——“甜苞、甜花蕾”,这名字不是很适合她。我们作为她的继子女,只得亲切地叫她甜妈。我所缺失的感情,都应归咎于她。而我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我的亲生母亲。

对于甜妈来说,如果她不坚持要我父亲娶妾,以避免家族断了香火,那么她可能会是父亲唯一的妻子。

“是我自己的主意,”甜妈总在向人炫耀,“我不是被迫接受这样的安排,根本不是。”

命中注定,甜妈不能生育。

在嫁给我父亲后不久,她就得了皮肤斑病,也许是麻疹或水痘,但没有天花那样严重。病发后她常痛哭,因而阻断了身体热量的源泉,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来孕育胎儿。相反,有多余的热量从体内发出,致使脸部和手部起泡,可能其他部位也有。一次又一次,我们惊叹,她肯定是前世做了罪孽,使得今生遭到这样的报应。

“我犯了什么小错误,要承受这样大的惩罚呢?”她哭着抱怨,脸上的痘痘更鲜红了,“没有亲生的孩子,只有别人的孽种(指我的哥哥们和我)。”

她一吃什么不对劲的东西,比如没熟透的金橘,或者被别人挖苦,脸上就会冒出油渍,看上去像外国的地图。“你知道印度在哪里吗?”我们会问她,同时硬憋着不使自己笑出来。为了使自己好受,她就使劲挠痒,不断地抱怨,说我母亲把我生得这么难看。她把眉毛都挠没了,在不画眉的时候,就像头顶受戒的尼姑似的。不过与尼姑不同,她总是怒气冲冲。

这就是甜妈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用尖尖的手指挠光秃秃的眉毛,同时还在不停地闲扯。我的哥哥们曾想逃出她的手掌。他们对她的影响有免疫力,对她报以不屑和轻蔑。因此,她的矛头都是对准我的。

“我告诉你,”甜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听了我的话,你再听到别人这样说,就不会受打击了。”

然后,她再一次告诉我,我的妈妈和我长得一样矮,但不像我这样矮胖,我的妈妈十六岁时只有七十斤,那时我的父亲把她骗到手做小妾。

甜妈不断说我母亲的坏话:“她虽然可怜,但实在太贪婪了,吃太多的东西,太易激动,笑起来控制不住自己,笑得满地板打滚,直到我把她抽得清醒才停下来。还有,她睡得太多,还整天打哈欠。睡得太多,骨头就软了。所以,她才会像离开了水的海参那样虚脱。”

战争时期,猪肉价钱涨了三倍,甜妈常常宣称:“虽然我们有足够的钱,但我吃一点点肉就满足了,只是尝尝味道,一周绝不超过一次。但是你妈妈活着时,她的眼睛就像野狗一样,随时准备扑向任何死肉。”

甜妈说作为一个端庄的妇人,对饮食和享乐要保持克制,最重要的是,她不应该成为家庭负担。甜妈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让我父亲知道这一点。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马斯南路上的三层都铎式楼房。

虽然这里不如宋家和孔家住的辣斐德路那样高档——别墅加上宽阔的花园、棒球坪、小马车。但我们毕竟也是大户人家,房子看上去还是很气派的,甚至比现在旧金山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房子还要好呢。

我父亲的家族世代经营一个棉花加工厂和诚信商场仓库,那是我的祖父在1923年创建的。它可能不如诚信百货商店有名,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但加工的棉花在同类价格商品中质量最好,我父亲所有的外国客户都这么说。

他是典型的上海资产阶级:在家庭中绝对遵循传统,在商业和外面的世界里又完全现代。他离开家门后,就进入另一个王国,宛如一条变色龙。必要的时候,他还会讲外国语言,口音绝对正宗——专门请了家庭教师教过。因为口音能区分阶级,他的英语是牛津口音,法语是右岸口音,德语是柏林口音。他还懂拉丁语和一点满语,所有文学经典都有满译本。他的头发柔顺地往后梳,抹了油而充满光泽,他吸过滤嘴香烟,谈论的话题范围极广,像谜语一样。他对生理学和烹饪也感兴趣,这当然是源于中国人的美食传统。他能对凡尔赛宫高谈阔论,也能将但丁的《神曲·炼狱》和中国的《红楼梦》作比较。回家后,他就切换回另一个他,埋头读很多旧书,但很少说话,几乎一动不动。因为在这个房子里,他的女人尊敬他,对他服侍周到。

外国朋友们叫父亲菲利浦。我哥哥的英文名字是普雷斯顿和诺贝尔,听起来很吉利,一个像是“总统”,另一个是带来巨大财富与荣誉的诺贝尔奖。甜妈选择贝莎作她的名字,因为我的父亲说贝莎的发音很像“包甜”,我的母亲则叫“小不点儿”,其实父亲给她起的英文名字是“伊丽莎白”,但她自己发音不准。

我父亲叫我璧璧,既是西方名字,又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璧芳”的简称。

可以想像,我们是一个世界性的家庭。哥哥们和我有英语和法语教师,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这也让我们在甜妈面前有了秘密语言,甜妈只懂上海话。

有次,诺贝尔发现我们那只被甜妈厌恶的贝得灵敦厚毛犬,在甜妈房间里留了点东西——Ilafaitlamerdesurletapis,由于地毯图案掩饰了狗的粪便,我们的继母总搞不清为什么房间充满恶臭。哥哥们喜欢在甜妈的药瓶和鼻烟壶里放进令人意外的东西。Cacad’oie,是从我们的用旧了的鹅毛笔中搜集出来的,哥哥们最喜欢把这个放进去,因为这东西很恶心,又脏又黏,像胆汁一样的绿色。他们对我讲这个的时候,我笑得满地打滚。我真想念我的哥哥!

哥哥们因为读书常不在家,甜妈便会趁机虐待我。当我一坐到钢琴前,甜妈就唠叨我母亲如何不懂音乐,所以我也是个乐盲。有一次我为母亲辩护,大声地告诉甜妈:父亲曾对客人说过,我母亲“弹肖邦的《幻想即兴曲》(FantaisieImpromptu)有如行云流水”。

“哼!”甜妈相当气愤,“那是说给外国客人听的。他们都喜欢吹牛。那些人不知廉耻,没教养,不知好赖。另外,凡是个女孩子都会弹那个,如果你稍微用点心练习,你也会弹的。”

然后她就用手指戳我的脑袋。甜妈说我父亲用不着夸她,因为他们互相非常了解对方:“婚姻如果美满和谐的话,就完全不需要多余的言辞,这是因为我们的缘分天生注定。”

那时,我不知道如何问她,哥哥们也不懂什么叫爱情,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我。所以我认为一桩好的婚姻,就是丈夫尊重妻子的隐私。父亲从不干预她的生活,也不进她的房间,从不问她什么问题。顺着甜妈的逻辑——既然他们想的都一样,那么也就没必要彼此说话喽。

但有一天,叔叔和他的家人来我家住几个月。我的表姐玉珩和我从早到晚都在一起,虽然一年才见一次,可我们就像亲姐妹。那次来访,表姐告诉我,她已经听说叔叔婶婶与朋友们的传言——那时候传言是人们了解真相的唯一途径。

传言事关甜妈和我父亲,说他们还没出生就订了亲——1909年,两个爱国青年在日本留学,共同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为了生死之交的同志,他们跪下来发誓:将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政府,两人若有幸活下来,便让下一代联姻。

清政府在1911年被推翻了,生儿子的那位同志声名远播,就是我那位著名的祖父。而另一家生了女儿,可惜家道中落,那就是甜妈的家族。贫穷的同志带着女儿去找大富大贵的同志,小心地提起当初的誓言,惋惜不能门当户对。此事在当时广为人知,仆人们都说我祖父真是一条讲义气的好汉子,硬是逼着长子与这位家世平凡,其貌不扬的姑娘成亲。难怪这个儿子很快就娶了小妾。

当然,甜妈有另一番说辞:“你的母亲,是一个勉强算是中等家庭里的小妾生的。那个小妾生了十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到了十六岁仍矮胖不堪,但据说可以像她妈妈那样能生孩子。我就把她推荐给了你父亲,你父亲说我真是贤惠的妻子。我坚持公马一定要有母马配,母马生小马,那么他就不是骡子了。”

根据甜妈的说法,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关系是“非常礼貌,像陌生人似的”。实际上,父亲是体贴过头了,母亲也学会了利用这一点。

甜妈说:“她是个阴谋家,她穿着玫瑰色的衣服,戴着花形发夹,挑逗地垂下目光,然后抬起脸痴痴地对你父亲笑。噢,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她总是向你父亲要钱,替她的九个哥哥还赌债。得知她家里简直是蛇窝真是太晚了。你长大可别像他们那样,否则我就让老鼠半夜跑进来咬你。”

我母亲确实能生小孩,每年都怀孕,这一点倒是让甜妈说对了。

“她生了你的大哥,”甜妈掰着手指头说,“然后是你二哥。那以后有三个胎儿流产,真是遗憾,可也不算悲剧,因为都是女孩。”

我出生于1937年,那一年日本军队进攻上海,与中国军队爆发了异常惨烈的战斗。

还好,当时法租界比较太平,甜妈目睹了我的降生。

“你该看看你妈怀了你九个月的时候。她就像个插在筷子上的大甜瓜,走路摇摇摆摆……一大早上,她就说要生了,结果害我们足足等了一天一夜。天空灰蒙蒙的,你妈的脸也是……你出生时太大了,难产,接生婆好不容易把你抱出来,满身是血。”

我听了直发抖,难道我的出生就是个阿鼻地狱吗?

“你妈给你起名叫璧芳,老天作证,我劝她改个别的名字。她说,‘璧芳——白玉如此美丽’听起来像广告海报,人们都喜欢听。‘璧芳,璧芳,来买璧芳喽!’哈,‘放屁’倒是个适合你的名字。就像你妈放出的一个屁。”

甜妈拿出一个发夹给我看,但死活不让我摸。

“因为你爸给了你妈这个难看的东西纪念你的出生,所以她才给你起名叫璧芳。”

这是一只用绿色翡翠雕成的精致发夹,上边用小钻石镶成牡丹花的形状。女人的头上戴了这只发夹,立即春意盎然起来。

我看到发夹第一眼,就知道我为何取名璧芳了:我是母亲珍爱的玉,母亲的宝藏、母亲辉煌的春天——璧芳。

而可恶的甜妈居然还想给我改名。

但我自己想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我喜欢璧璧这个名字,爸爸就这么叫我。”

“好吧,这名字也没啥好的,太普遍了。你爸爸一个德国客户的妻子就叫璧璧。你爸问她:在德国,璧璧是不是不一般的名字。她说:绝对不是,‘璧璧’可以作法国名字,可以是德国人、意大利人,到处都有。你爸拍手称快,说有个词很恰当:比比皆是——意思是到处都有。你爸出于礼貌,就说既然到处都有,那么一定很流行,深受喜爱。我想呢,如果到处都有,一定很差劲,就像苍蝇和灰尘。”

甜妈说这话的那天,她戴着我母亲“难看的”发夹。我想把它拔下来,但我实在不敢这么做,否则会挨打的。我就用最大的声音说,我一定用璧璧这个名字,绝对不改。甜妈说既然我已经长大,能自己选择名字,也就该知道我母亲是怎么去世的。

“她死于贪心不足,”甜妈透露道,“已经占有太多了,但就是不知足。她知道我是你爸的正妻,是最受尊重的,最受宠爱的。不论她生了多少儿子,你爸说不定哪天就会把她扫地出门,另找新欢。”

“父亲这样说了吗?”

甜妈没承认也没否认:“尊重是永久的。宠爱会消失,一时得宠很快就会被别人替代。男人们都这样。你妈明白这个。以后你也会明白。但你妈接受不了现实,失去理智。她喜欢吃甜食,停不下来,又总是口渴,像妖怪喝了大海又吐出来。有一天,小鬼发现她在精神上如此虚弱,就从她的肚子钻进去。你妈倒在地上挣扎几下,就完蛋了。”

在我的凭空想像里,我那瘦小的母亲起床来拿芝麻糊。她用手指蘸了一点儿,尝了尝,不够甜,就一勺又一勺地加糖,喝了一碗又一碗。肚子撑得满满的,结果倒在地上,被流出嗓子的芝麻糊淹死了。

五年前,我得了糖尿病,我想母亲可能死于同一种病,血液要么糖量过多,要么极缺。糖尿病是长期的拉锯战。不管怎样,我通过这些遗传知道了母亲:歪歪斜斜的牙齿、左眉往上翘,远远超出常人的强烈欲望。

离开上海的那个晚上,甜妈又一次表演了她的牺牲精神,她拒绝离开故乡。

“我在美国会很没用,又不会讲英语,”她害羞地对父亲说,“我也不想成为我们家的负担。而且,璧芳也快十三岁了,不需要保姆照顾了。”

她瞥了一眼我这边,期待我来为她说情。

“别为这个争了。你一定要来!”

父亲很着急,因为看门人在等着,他姓罗,我们全家都讨厌他,但他为我们的匆忙离开作了准备。

甜妈在哥哥、祖父、父亲和仆人面前继续争论,又朝我看了一眼,希望我能说话。她想要我跳到她脚边,磕头求她别离开我。我没这么干,她就暗示出来:“璧芳不需要我,她已经告诉过我了。”

确实如此。就在那天早上,我对她说了类似的话。她严斥我睡觉太多,叫我懒骨头。说我与我母亲一样,如果不改掉这些坏毛病,我也会死得很惨。我还没睡醒,还要继续睡,我堵住耳朵大喊:“闭嘴,你这头奶牛。”于是她把我打清醒了。

现在我和家人要在深夜离开,金银和钻石都塞在我的玩具娃娃里,那里还有我母亲的发夹。我从甜妈那儿偷回来缝进了衣服里。

看门人老罗催我们快走,甜妈还在磨蹭着。她心底在盘算着,要我们都求她改变主意。我的想法正好相反:如果甜妈留下会怎么样?我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

一连串的沉思使我心里打颤,膝盖和脊椎都变软了。我预感到大事将临时就会这样,这是我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因为我母亲也一样,我害怕也会像她那样突然倒地死去。我学会了压抑自己,随遇而安,由它去吧。

“说句话,”父亲哄着我,“快道歉。”

沉默会决定我的命运。

“快呀!”

父亲开始责备我了。

估计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感到自己两腿无力。

压下去,我对自己说,把愤怒压下去。

父亲最终打破沉默对甜妈重复:“你一定要来。”

但是,甜妈捶着前胸喊:“结束了!我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想和这个邪恶的女孩在一起!”然后她跑出了房间。

几天后,我们离开上海了。

全家人登上美国轮船的时候,我回头看着十六铺码头,还有外滩的那些欧洲式大厦。我第一次觉得这座城市像个童话,隐藏在暮春的夕阳之中,忽隐忽现永远难以看清全貌。这将成为我生命中永难忘记的一个梦。

我趴在船舷的栏杆上,想像独自留在马斯南路房子里的甜妈。房间仍然豪华,但到处都阴森森的缺少生气。很快,时代的变化就会让属于“资产阶级”的她感到震惊……

想着想着,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是一种复仇成功的快感。我想,下辈子自己可能会受到惩罚的——我会成为一只牛,而她在大块朵颐地吃牛肉。

突然,我感到几根瘦骨嶙峋的手指头捏着我的脸,几乎都要把我捏出血了。

那是甜妈!

原来父亲又返回家接她了。虽然她的威风已大大减弱了,但被架上汽车时还是大喊大叫。甜妈就这样回来了,她已下定决心,要把我脑中的恶魔除去。

能有她继续作我的昏暗人生的灯塔,我是多么幸运啊!

终于,轮船离岸了,昏暗的天空星云闪烁,远处似乎传来隆隆的炮声。

我想像着未来的崭新生活,我们要去大海另一端的美国了,那个遥远神秘的地方。我人生的大部分光阴将在那片大陆度过。

再见,上海。

再见,我的故乡。

在经历了艰难漫长的旅程之后,我们全家抵达了美国。父亲在旧金山开创了新的产业,我们仍然保持着体面人家的生活。

即便在完全陌生的美国,甜妈依然要改变我的习惯和性格。

但她越是干涉我,我就越像我的母亲,这是她的结论。

她警告我,说我贪婪,从不满足,吃不够,睡不够。我就像个漏了个洞的米篮,永远也填不满——我永远得不到真爱、美丽和幸福。

很不幸,她的话就像诅咒,而且准确应验在我身上了。

对于她的批评,我假装根本没有听见。能对甜妈起作用的就是面无表情,这常使她眼眉暴跳。我不在乎会受到什么伤害,我已渐渐长大了。我的腿不再打弯,我学会了忍住疼痛。我把最深的感情藏进内心,甚至都忘记是怎么存进去的了。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本该甜蜜温馨,然而却在今后的岁月变得悲伤的夜晚,甜妈让我第一次感到了诅咒成真。

那是我进大学一年后,甜妈要我回家参加中秋节的聚会——中国人的感恩节。

父亲、哥哥们和我,还有很多远房亲戚,有的人来美国已经几十年,几乎不会说中国话了,也有的人最近才移民过来,英语说得很糟糕。我们在曼隆市一位表兄家的后院,坐下来欣赏八月十五完美的月亮。

我们拿着纸灯笼,里边点着蜡烛,向游泳池走去。

在水面的倒影里,我看见月亮出现了,像个金瓜而不是以前看惯了的圆盘。我听见人们正默念着什么,眼里满是幸福或悲伤的泪花。

我紧闭着双唇,眼眶里却没有一滴泪。我和他们一样能看清月亮,甚至也感叹它美丽的光华,但为什么没有他们那样的感动呢?

为什么别人的感动比我多十倍?我是不是生来就冷酷无情?

这是我的致命伤:压抑自己的感情,为了让膝盖不再软弱。

我要去感受我想要的东西,我盯着十五的月亮,想象月宫里的玉兔和嫦娥,许愿自己能接受更多的情感。我期待欢乐和恐惧到来。我决定了,我已准备好了,正在期待、希望……

但可悲的是,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我强壮的双腿竟然站得笔直。

中秋赏月的那个晚上,我意识到自己永远也感受不到这些美好情感了。

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位合适的妈妈。

妈妈会在你心里占据第一的位置,她告诉你幸福的真谛:什么是合适的分量,什么又是过分,什么东西会引诱你甚至伤害你。妈妈帮助孩子体验人生的第一次快乐。她告诉你什么时候放开约束,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妈妈使你认识到人生不同的美丽境界,其中蕴涵着无限的幸福,有些是如此强烈而浓郁,有些又是平淡而温馨。

不幸的是,我的成长过程中只有甜妈。那个女人想要把她的人生灌输进我的脑中——告诉我冬天有衣穿,要感到高兴;某个死去的小女孩不是我,应该感到庆幸……我被迫服从甜妈的指令,虽然厌恶却只能接受。

当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感到失落和伤心,但没有像哥哥和继母那样号啕大哭。

我想我是丧失了流泪的能力。

当然,我也曾经感受过男女之间的感情,但却体验不到人人都会有的那种深情厚意。

后来我发现了艺术。我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自然被一种我所能理解的形式表达出来,一幅画成了我心灵语言的译文。我不禁感慨:原来我还有那么丰富的情感,可惜都在那些画里。我参观了一家又一家博物馆,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灵魂,还有我真实的感觉——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且是免费的。我的心和灵魂随着形状和图形而腾跃起伏。

于是,我开始收藏艺术品。惟其如此,我才能使自己的灵魂,与其他人的灵魂处在一起。

我欠艺术的债太多!

至于甜妈,她还是老样子,一辈子都自怨自艾。父亲去世以后,我让她住进我的公寓楼,请了一位管家整理家务,每天给她烧中国菜吃。甜妈从没抬过一根手指头,除非责备我或其他人挡了她的路。

她在弥留之际,我让她住进休养院最好的房间,我来承担一切巨额开销。但她从来不感激我,她管那叫“等死房间”。

年复一年,我告诉自己要有耐心,以为她就要离开了。可是她的血管、大脑和心脏好像她的怒气一样强劲。她现在九十一岁,而我六十三岁就飞离这个世界,也永远飞离她了。

哎,甜妈哭得很伤心。

九十一岁的她回忆我们的过去,认为那是美好的时光,听得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老糊涂了?或者她的性格已经改变了?意识到答案时,我对她的想法也随之而改变。

我曾渴望看到她的生命走到尽头,但现在我祈祷她能长命百岁。就让她守候在“等死房间”里吧,别让她在黄泉路上与我做伴。

再见,我的童年和继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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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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