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 星宿
古代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八组，东南西北四方各七宿，古名二十八宿。但二十八星宿这说法不仅在是在中国存在，印度、波斯、阿拉伯人古代也有类似中国二十八宿的说法。
可以说，二十八星宿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商周时期，但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与二十八星宿的相关文物是发现于东周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
这是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墓，是我国考古史上考古挖掘最重要的古墓之一，出土的文物多达2万多件，是出土文物最多的古墓之一。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很多人应该只知道墓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等8件国宝级文物，然而这8件国宝级文物在曾侯乙墓出土的2万多件文物中占有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可以说只是冰山一角。
除了这8件国宝级文物之外，曾侯乙墓中还出土了非常多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一件名为“二十八宿图衣箱”。顾名思义衣箱就是当衣服的柜子，科技落后的战国时期古人用的衣箱都是木头做的。
而曾侯乙墓所在地的湖北在，湖北在战国时期属于楚国、曾国一带，也就是说这件文物是“木器漆”，目前考古发现的木器漆仅出土自楚文化一带，特别是在两湖地带；所以曾侯乙墓能出土一大批木漆文物也理所当然。
因为木器漆上面有“二十八星宿”的图案，考古家便将其命名为“二十八宿图衣箱”。根据在湖北省博物馆看到的这件文物，发现文物由盖、器身组成，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漆，并用红漆书写二十八宿名称等文字及其它花纹。盖面正中朱书一篆文的大“斗”字。这可以得知，文物上描绘了二十八星宿围绕这北斗星转。
这件文物的出土直接改写了中国的天文史，因为这件衣箱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二十八星宿天文实物资料，说明我国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已形成二十八宿体系。
还改写中国天文史的一点是，我国之前考古发现的二十八星宿图案以及流传下来的史书、古籍中记载的二十八星宿都是围绕着北斗星顺时针转的，而曾侯乙墓发现的这是逆时针转的，且没出现朱雀和龟蛇。
还有考古家表示这件文物上的图案不仅仅是二十八星宿，而是宇宙模型。这是因为考古家经过仔细的文物鉴定以及研究，发现这个绘有星象图的漆箱除了二十八星宿之外还发现以盖面为天穹、四个侧面为天边，箱底为大地的一个宇宙完整的模型。
甚至有的考古学家表示“这是宇宙模型”，而在我看来这跟龙星记时依然有着隐秘关联。
首先与易，龙关联。
《易》所谓龙，自《易传》之后，历来就仅仅被理解为君子人格的象征，而从“潜龙勿用”到“亢龙有悔”的升降变化，也仅仅被理解为象征君子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修养功夫。
其实，爻辞之所谓“龙”，本义全谓天上的苍龙星象，而“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云云，说的无非是苍龙星象自春至秋由升到降的周天运动：初九“潜龙勿用”，冬天黄昏时苍龙隐没不见，不可见故不可用为纪时标志；九二“见龙在田”，春分黄昏时龙角升起于东方地平线，俗谚所谓“二月二，龙抬头”，即由此而来。
九四“或跃在渊”，黄昏时苍龙整体正从东南方腾跃而上；九五“飞龙在天”，仲夏时节，黄昏时苍龙高悬于南方夜空，《夏小正》所谓五月“初昏大火中”、《尧典》所谓“日永星火，以正仲春”是也；上九“亢龙有悔”，六月末，夏秋之交，黄昏时苍龙西行并掉头下行，《豳风"七月》所谓“七月流火”是也。
用九“群龙无首”，秋分之后，黄昏时苍龙之首的角宿隐于西方，《夏小正》所谓九月“内火”是也。总之，《乾卦》对六龙形态和方位的记载，与苍龙星象的周天运动规律和先秦典籍中关于苍龙星象的记载若合符节，其谓苍龙星象可谓勿庸置疑。
《乾卦"彖传》“六龙”亦即苍龙，具体地讲，是构成苍龙宿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二十八宿系统中的东方苍龙现在包括七个星宿，除上述六宿之外，尚有尾宿后的箕宿，但自角至尾的六宿之名，皆取义于其在龙体上的部位，唯独箕宿之名义，与龙体无涉。尾宿之名，表明苍龙之体至此完足，其后的箕宿已非龙体的组成部分，将箕宿附骥于龙星之象，当为后人的画蛇添足。
也就是说，龙宿最初必定只有六宿，《开元占经》引《石氏星经》云：“箕星，一名风星，月宿之，必大风。尾者，苍龙之末也，直寅，主八风之始。”以尾为苍龙之末，不数箕，可见《石氏星经》苍龙宿只包括从角到尾的六宿，故《乾卦》谓之“六龙”。明乎此，则知《乾卦"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云云。
说的正是龙星的四时运行：“大明”，指璀璨明亮的苍龙群星，“大明终始”，谓苍龙星象之周天运行与农时岁序相终始；“六位”，指苍龙周天运行过程中潜、见、跃、飞、悔、伏（无首）六个方位，六个方位标志着从仲春到仲秋之间六个时令，故曰“六位时成”；苍龙六宿御天而行，标志时序流转，所谓“时乘六龙以御天”也，群星流转，则季节变换，寒暑推移，才有所谓“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伏羲始作八卦的传说也可由此得以贴切的解释。《系辞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观天象”之说，隐约流露出伏羲作八卦与原始天文学之间关系的消息，然而，伏羲所仰观为何种天象？
《易传》却语焉不详。《易传》所阙，《左传》言之矣，《昭公十七年》云：“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皞”亦即伏羲，正如所谓“炎帝以火纪”之意当为大火纪时，所谓“大皞以龙纪”，只能理解为苍龙纪时。
伏羲“仰观于天”而“始作八卦”，八卦谓八方，方位坐标既定，据以观察龙星的方位就能判断季节。
龙星列宿之以龙为名、以龙为形，很可能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源于对列宿星象蜿蜒之势的观察和模拟，而是古人基于龙星列宿与时令的关联而对列宿的想象和命名。满天星斗，纷繁迷离，本无一定之形，如何组织星象？把那几颗星划为一组？把它们想象为何种形象？如何为之命名？
原无客观之依据。命名缘乎意义，因此，古人对星象的命名，视其缘何关注星象、理解星象、因此赋予其何种意义而定。人们仰观天文，无非是为了察乎时变，因此，星象的形象和名称的来历，例当由其与时序的关系求之。“龙”之本义为虫，然则古人缘何以虫命名龙星？上古时代，作为苍龙之首的角宿暮见于东方之时，正值仲春时节，此时大地回春，春雷发奋，万物复苏，蛰伏了一冬的动物也开始苏醒，是谓“惊蛰”。《夏小正》云：“昆小虫抵蚳。昆者，众也，由魂魂也。
由魂魂也者，动也，小虫动也。”《逸周书"时训解》云：“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皆谓惊蛰。”《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龙星升天既为百虫惊蛰之标志，故被命名为“龙”，而络绎上升的东方列宿，在古人的心目中也就呈现为龙的形象。《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既谓之“鳞虫之长”，则必为地上的爬虫无疑，又谓之“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则显然指天上的龙星，则在古人观念中，天上之龙与地上之龙已浑然不分矣。
综上所述，龙星是农耕先民观象授时的主要天象依据，龙星周天，升降四野，恰与农时节令相吻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因而成为古人了解时间和岁时的主要依据。
而时间为生民日用所不可或离，岁时更与农业丰欠、国家治乱密不可分，因此，四时巡天的龙星成为天道神性的体现，成为古人万民共瞻的对象，并进而成为古人敬祀和崇奉的神物，宜矣。
《周易"系辞传》云：“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可以用来说地上的卦象，可以用来说天上的龙星，更可用来说明作为华夏民族象征的龙图腾。
而这些都是考古发掘中最为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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