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4章 主宫

心者，君主之官，太阳也，受一阳二阳之供奉，神灵乃现，应物思虑。

在古人的世界观里，精神力别称“太阳”，是人体阳气向上升腾的产物，要是人体阳气无力上行，精神力就会减弱甚至消失。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人体阳气的上行呢？

那就是“一阳”“二阳”了。

“一阳”，又称“少阳”，在人体位于中下腹的肝胆一带，人体消化食物的启动能量在此生成；

“二阳”，又称“阳明”，即人体的脾胃消化道，在承接了肝胆的启动能量后，进一步汲取食物中的精华，并将阳气继续向人体上方推升；

最终，抵达“太阳”的所在处——心，精神力由此诞生。没有充实的肝胆脾胃能量作为支撑，人的精神力就会受到影响。精神力，实乃人体最上层的运动方式。

当然，人的身体很聪明，也有主次之分。当身体阳气有限必须有所取舍的时候，身体会优先把能量用于消化以维持生命的基本特征，这就是大家经常看到年长者精神力不行甚至是痴呆的本质原因。

中国自古就有“七损八益”的说法，对此当代人有着各类解释。我认为关于“七损”的正确解释应为：滥用精神力，过度思虑于身外之物，导致精神耗损而伤身，便是七损。

古人的养生观，是以道家“清静无为”为宗旨，与我们熟知的“用则进，不用则废”的进化论观点相去甚远。

还有同样的伤口，在打了麻药的状态下，愈合速度远慢于正常状态下的伤口。归正认为，这是因为疼痛将精神力引导到了伤口，进而加快了伤口的愈合。

西医学在分析神经系统的时候，会顺带提及神经系统也有一定的“传递营养”的功能。其实，西医学或多或少轻视了精神力对肉体的影响，归正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精神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只有精神在肉体里面了，人体的内循环才能够真正畅行无阻，也才能够免于各类疾患，这是古人重视“形神合一”的深层原因。

精神力的产生是人体阳气向上升腾的结果。然而，人体毕竟有个范围，当阳气向上升腾到一定程度，就会逐渐产生液化，并最终调转升腾之势改为向下沉积，就如大地之气向天升腾，终会化云成雨，润泽坤土。

正统中医认为，人体阳气液化之后将下行沉积于肾。如果作为阳气的精神力过分地损耗了，就会影响到肾所能获得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不厌其烦地教导后人“使七不躁，虚明则太极生液”的道理了，精神活动，从来就是贵静而忌躁的。清静无为的精神状态，对人体健康最是关键。

当然，这里的静，常人只要能够尽量减少精神力的耗损，将有限的精神力放在自己身上，就很不容易了。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我对精神力的相信和理解更多的归功于意志力和正义感，无论如何哪怕只是为了我的母亲我也会做一个正直正义的人。

有这么一本书，叫做《古代世界的社会正义》，其中有一章专门讲中国的，其导言是“作为道德的正义”，意思是说，传统中国的正义以道德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导言如下：

“中国社会哲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它明显缺少一个我们可以轻易翻译为‘正义’的词。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整个哲学传统以世俗此岸为特征，把社会秩序或良好社会当做至高意旨，从根本上说，不就是在不懈地追求我们所谓的‘社会正义’吗？几乎所有与正义或社会正义问题有关的讨论都可以从中国关于政治或社会秩序的道德哲学的表述中找到。”

这段哲学化拗口的叙述的意思是：古代中国直接追求实质的正义，而不需要重视形式上的正义，所以中国古代不需要有“正义”这种词语。进而论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正义”所追求的根本。有了这条中西都存在和公认的黄金道德律，践而行之，“正义”会缺失吗？

本书关于中国这一部分，在宣告中国古代不玩概念只玩实质后，就讲春秋大义，开列信史来证明中国古代公平正义的实质实施。

来个与此书无关的话题。

做个对比，汉学家罗思文：孟子，尤其荀子的《王制》有关以职业训练、公共福利和健康保险等社会事业来帮助人民，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服务以接济人民，对病人、穷人、文盲、孤寡及社会福利的关怀，在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是找不到的。

他说：“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律法书》，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们都找不到有关政府如何有义务救济老弱病残及贫民的言论。这一点非常重要。”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天文学家、哲学家布鲁诺，因为宣传哥白尼的学说和自己的科学见解，为维护真理，在罗马教会的地牢里受了六年的非人的折磨，仍旧没有低头。最后在罗马鲜花广场被活活烧死。

布鲁诺早已料到自己的结局。他说：“我认为胜利是可以得到的，而且勇敢地为它奋斗。我的后代将会说：‘他不知道死的恐惧，比任何人都刚毅，认为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塞尔维特，是16世纪西班牙医学家。他在自己著作《基督教徒的复兴》一书中，宣传这样一种观点：“心脏是最初的本源，备液从右心室经过肺动脉流向肺部，再经过肺静脉流入左心房……”他的这种观点为教会所不容，认为是“邪端异说”。

书遭到查封，塞尔维特被捕，遭到野蛮拷打。但他坚持真理，毫不畏惧。他说：“我知道我将为自己的学说，为真理而死，但这并不会减少我的勇气。”

后来塞尔维特被押到日内瓦郊外一个广场上。脚下堆满干柴，身上挂着一本《基督教徒的复兴》，头上套着一个浸过硫磺的花环。行型的神父对他说：“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只要你放弃自己的学说，可免一死。”塞尔维特说.“不！”

于是木柴烧着了，烟雾吞没了这位青年科学家。

我生活在一个好的时代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以我不用因为坚持自己的正义而受到刑罚，所以我也相信教授也是正义的，尽管他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做的事我至今仍然不能理解，尽管还找不出真正的答案，但是我坚信他内心跟我一样都是正义的。

这就足够了，我便愿意相信他跟随他。

两个孩子被我的故事完全吸引，应该是她们的母亲从未讲过这样的故事，她们从小有父亲却得不到丝毫父爱，但是小孩子的本能需要父亲，也许此时此刻我正扮演着一个极其不合格的青涩年轻父亲的身份。

这种感觉让我骄傲而百感交集。

时间一样的难熬,只是情形总比在那个巫师女人那里好了许多,那时候我不但要担心教授的安危师母和唐婉的去处还要时刻小心自己被暗杀和活埋。

颤颤兢兢没有一刻能放松，即便是睡着了手里也会握着可以随时防身的武器。我再次拨打顾青姐的电话，彻底的关机，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顾青姐肯定出事了，否则她不会让手机关机的，她的两个孩子还在凌源市区这里。

她就是什么都不要也不会不要自己的两个亲生骨肉的。我内心深处对于顾青姐的担心一点点超过对教授的担忧，毕竟教授虽然同样行踪不明，可他是主动离开的并且早有计划，现在我几乎可以断定他绝不是一个人在行动，他的背后还有一个专业团队或者机构支持。

他眼下不会有生命危险，何况我大概也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了。顾青姐则不同，顾青姐完全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直闯龙潭虎穴，她自己早就意识到情况的危急所以才不得不扔下两个孩子一个人回去牛河梁。

她把两个孩子留给我其实算得上一石二鸟，既保护了自己的孩子又保护了我。是的，只要我的双脚还未踏足牛河梁那片土地，只要我还没有走到女神庙跟前我就是安全的，至少性命无虞。

越是这样我越是愧疚，我是个男人，这种事应该我去做。这个世界没有如果，我只能等待着，安静的守着两个孩子等待。因此我现在的实际情况未必比在阿日善那女人手里好出多少。

两个孩子自己玩耍起来很安静，也不大声喧哗，跟昨天顾青姐刚走的时候判若两人。可能小孩子都会本能感受到母亲不在身边从而失去一直以来的安全感才会那么暴躁吧。孩子安静我也有更多的时间整理牛河梁相关资料，这个房间虽然很简陋但是好在还有一张老旧的桌子放电视，其中有三分之二的空间可以用来做书桌。

为了让两个孩子时刻都在眼前我干脆搬了椅子坐在侧面。牛河梁的资料有很多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事牛河梁这边的情况跟兴隆洼赵宝沟类似，大部分遗址还没有发掘。

我的着重点是红山女神庙，这是顾青姐回去的真正目的。

1981年，文物普查在建平进行。时任朝阳市文化局的宫殿东亲自到县城坐镇。集中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站长到县城进行培训，时任业务负责人的郭大顺先生亲自授课。郭先生强调了发现红山文化遗址的重要性，讲解了红山文化的特点。为休息时，富山乡文化站长赵文彦反映，说马家沟生产队长家有一件“笔筒”似的东西很像郭先生讲的红山文化玉器。

第二天，培训班刚一结束，郭先生就与县文管所干部李殿福和赵文彦骑自行车赶到了距县城7.5公里的富山乡马家沟生产队长马龙图家。马队长十分热情地迎接客人进屋。一进屋，郭先生就看到了柜面上摆放着一个似笔筒又不是笔筒的筒状器，里面真的插着几支笔。郭先生上前拿起“笔筒”仔细端详着，心里暗喜，这哪里是什么笔筒，正是我们在朝阳苦苦寻找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重要的一类——马蹄状玉箍。征得马队长的同意，郭先生一行带走了这件玉箍，并进行了深入地探讨研究。

顺藤摸瓜，郭先生又在老乡中征集到两件红山文化玉器，一件是马蹄状玉箍，一件是双联玉璧。郭先生判定，在马家沟附近，必定有红山文化遗存。经询问老乡，这些东西在哪里捡到时，老乡便把郭先生他们领到了牛河梁山冈上。

这座山位于公路101线南面，锦承铁路的北面。东西方向处在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地表散布着红山文化的泥质红陶和彩陶片。承包土地的老大爷说种地时，还捡到过像“万”字形的石片，因已经破碎就扔掉到。这些重要的遗物，使郭先生等考古工作者都毫无疑问地确定这又是一处红山文化遗址。

接下来的几天，考古工作者集中在这块台地上找“宝”。果然在一条沟边老百姓起石头的地方露出了人骨，做了简单整理后，居然清理出一座墓葬。

墓为石棺，东西向，长2米，宽0.8米。单人仰身直肢葬，人骨保存较完好。在墓主人头顶部左侧，发现一件玉环。玉球为白色，直径21.1厘米，体形较大穿单孔，横断面呈三角形。这是第一次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也是红山文化玉器在墓葬中第一次正式发掘出土。

这一天为1981年4月8日。这个遗址点后来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这座墓编为第二地点第一号冢第1号墓。

1983年，国庆节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家孙首道先生带队与考古学家方殿春等开始了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发掘，并继续在周边山岗寻找新的遗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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