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8章 老学究

我羡慕别人看车的模样，尤其是喜欢看女生开车的样子。好像韩城跟我说过开车的男生很酷很帅，所以以后找女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开车载她去玩。

他这么说是好意，他坚信我一定会考下驾照，坚信我的耳朵总能听到一点东西，考驾照戴人工耳蜗就是了，之所以我一直没有这方面的动作他以为是因为家境贫寒。家境贫寒当然是主要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母亲正是为此离奇失踪，我对此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到现在仍然不可自拔。

人工耳蜗身边关心我的人偶尔都会提起，关系一般的我当没听见关系好的我就回一句再说吧算是基本礼貌。

出来的时候正赶上大堵车，金陵城在中国虽然不是一线大城市但是说二线前列或者准一线还是靠谱的，堵车的时候一辆奔驰s和一辆长安面包的差别应该是最大的，在奔驰s里堵车简直是一种享受。精致的内饰高档的音响优良的底盘和全车降噪隔音，坐在里面仿佛跟外面拥堵嘈杂的世界完全隔离自顾自的享受着高雅与舒适。

我开始幻想自己手握方向盘的样子，杜小丙的手正扶着方向盘扭过头看我，前面拥堵的长度超过几百米，高德地图上亮起红色警报。

“一会你可以上车感受一下再买，是你的车。”

我笑了，伸手挠头，“也对，卖车的不知道我是个聋子且没驾照，还以为我是扮猪吃老虎的隐形大少呢。”

杜小丙突然想起一件事，“身份证带了么？”

我点头，出门在外身份证当然要带的，其实我之所以也赞同自己开车北上是因为感觉到了没车的种种不方便和被调查，有车的感觉是从师母开始然后唐婉感受更深，如果不是唐婉开车上山教授说不定真的就没命了，在那深山老林里叫人叫车等着过去教授还能挺得住？

自己没车只能乘坐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全部实名，那么谁想要追查一下足迹太简单了。说白了有时候等于自投罗网。

身份证我是不离身的，还有一张学校统一办的信用卡，我的额度因为有教授的担保所以是2万5千元，别人基本上都是2000到5000不等。我还没有使用过，一次都没有，但是带着一张可以随时透支两万多多卡在身上无遗让我多了一份信心和胆量。

“奔驰车跟别的车都不同基本上全都是怀挡，就是在方向盘的右下方，这种换挡方式在原来的老别克和雪弗兰身上都有，使用下来我觉得要比下方档位更方便更舒适。而且现在的车基本都是自动挡了左脚彻底解放，再加上各种电子安全系统驾驶辅助系统开车就变成了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

“就是奔驰s不太适合我们的年纪，哈哈。”说着说着她自己笑了，笑的四海飞扬笑的青春激昂。反正我喜欢看她这样的开怀大笑，我们的人生都有极其苦闷的部分，那么能笑出来的时候就笑笑没什么不好。

如果一个人在还是少年青年的时候就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情感那么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快乐，也许会变成一个精神病一个忧郁症患者。

于是堵车在奔驰s里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聊起了钱先生先生，从钱先生在京大任教开始聊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从这里切入，根本没想什么自然而然，可能跟我小时候唯一知道的好大学就只有京大一所有关系吧。

即便现在我成了金大历史系的学霸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想要去京大读书，京大的考古学研究生也许可以考考，当然这都是微弱的内心想法。

当时京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先生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先生、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

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先生对钱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先生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先生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先生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先生“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先生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在京大，他与胡先生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京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37年后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京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先生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贺麟三人结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京大时期一样，钱先生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之一。30年代，钱先生任教京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先生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

在钱先生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先生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评。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先生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京大复校，钱先生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道”。至此，钱先生告别了京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先生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钱先生是国学大师，晚年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部《师友杂忆》，书中，有一部分章节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读中学时的一次考试。那是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先生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兴奋了。

原来啊，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而且不是“为了答题而答题”，完全是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总算把这个题目答完了，便从头到尾开始检查，可就在此时，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只顾着全神贯注地答第三道题，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钱先生的这次考试，是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四分之一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先生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吕先生看到钱先生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这道题答得特别出色，论证合理、充分，对于一个中学生，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吕先生素有爱才之心，他就钱先生的这道题写了长长的批语，对钱先生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先生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评卷人的吕思勉，并没有按照僵化的规定去评卷，而是用灵活的方式，对学生的创造力进行鼓励。

1949年钱先生虽没有赴岛，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去了南港。在南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先生，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6年钱先生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2.5万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1963年，南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南港中文大学。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

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先生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钱先生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当时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曾说钱先生“君心如石，不可转也。”当时，钱先生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南港再不受轻视。“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这首广为流传的《新亚校歌》，歌词是钱先生亲自写的。“南港原来是殖民地社会，钱先生办了新亚，才有一个学校专门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个影响很大。

后来新亚成为南港中大的一部分，确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钱先生心心念念的，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仍然无法统一，“他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先生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南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但南港中文大学成立后，钱先生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先生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先生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

1965年6月，钱先生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南港办学16年的生涯。

居然我们两个交相呼应的聊了20分钟钱先生，彼此之间又数落了不少，这时候车子已经能够缓慢前行了但是距离顺畅距离到达车行还相距甚远。杜小丙抽空给对方打了一个电话确认大概要7点30分到，那边也表示理解，毕竟这个时间堵在路上神仙也没办法。

车子蜗牛般缓慢前行我们接着又聊起了钱先生的另外一个观点，我们都比较认同的观点，先生把人生全体分为三大类，第一是“物质的”，亦可说是“自然的”人生，或“经济的”人生。

一切衣、食、住、行，较多隶属于物质方面者，均归此类。人生本身即是一自然，人生不能脱离自然的大圈子大规范，人生不能不依赖物质支持，此是人类生活最先必经的一个阶段，我们可称之为文化第一阶层。没有此最先一阶层，将不可能有此下各阶层。

然而人生是多方面互相融摄的一个整一全体，所以物质人生中，早已须有很大的精神成分。若使人类没有欲望，没有智慧，没有趣味爱好，没有内心精神方面种种的工作活动参加，也将不会有衣、食、住、行之一切物质创造与活动。因此换言之，衣、食、住、行只可说是较多依赖于物质部分，而实非纯物质的。只可说是较更接近于自然生活，而并非一种纯自然的生活。

只要我们称之为“人生”的，便已归属到“自然人生”与“精神人生”之两方面，决不再是纯自然、纯物质的。即就环绕我们的自然界而言，如山川、田野、草木、禽兽、风景气象，试问洪荒时代的自然界，何尝便如此？这里面已经有几十万年代的人类精神之不断贯注、不断经营、不断改造、不断要求而始形成。

此刻环绕我们之所谓自然，早已是人文化了的自然，而非未经人文洗炼以前之原始自然。一切的“物世界”里，早已有人类的“心世界”之融入。

故所谓物质人生，只就全部人生中之比较更偏近于物质方面者而言，而实无所谓纯物质的人生。

其次是“社会的”人生，或称“上层的”人生、“集团的”人生。这是第二阶段的人生，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第二阶层。在第一阶层里，人只面对着物世界，一切人生全都从“人对物”的关系而发生、而存在。在第二阶层里，人面对着人，即人生大群。这时的人生，主要在添进了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类的生活，不先经第一阶层，将无法有第二阶层。

但人类生活经历了某一段时期之相当演进，必然会从第一阶层进入第二阶层，乃始得为正式的人生。第一阶层只是人在物世界里过生活，亦可谓之一预备阶层。待其进入第二阶层，才开始在人世界里过生活。

最后才到达人生第三阶层，我们可称之为“精神的”人生，或说是“心灵的”人生。此一阶层的人生，全属于观念的、理性的、趣味的，如宗人生、道德人生、文学人生、艺术人生等皆是。

这是一种无形累积的人生；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超时代性的人生。只有这一种人生，最可长期保留，长期存在。

孔子、耶时代，一切物质生活，一切上层组织、社会法律、风俗习惯，到今几乎是全归消失，不存在了。

在他们当时的第一、第二阶层里的人生，到今亦是全部变质了。但孔子、耶对人生所提示的理想与信仰，观念与教训，就其属于内心精神方面者，却依然存在，而且将千古常新。

这是属于心世界的，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只可用你的心灵来直接感触的世界，来直接体认的人生。

“哈哈，是不是有点过于严肃过于高大上了？不像是我们自己的年纪到像是两个退休了闲的没事干的老学究，哈哈！”杜小丙再次爽朗大笑，我也跟着笑，默默的开心的笑。

抬眼车行终于到了，我的限量版奔驰也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