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后记（4）

淫威下就不得不震颤，从此不得不变得自抑，不得不画地为牢，不得不变得千人一面。借对疯汉非理性行为的惩治，被统治者于是得到一个暗示——理性的人也必须建立心灵的禁区、思想的禁区，先是论的禁区。

\"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要求被压抑，被抹杀。\"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如此分析。我们认为，乾隆之盛世，因文化的高压而成为中华大国由此转衰的里程碑，民族的悲哀也由此越深重，与正在觉悟的走向光明的西方也从此差距日远。

虽然，我们还能够看到，此时的乾隆只是为皇太后做一个六十寿辰，就让1751年的京城由西华门到西直门外的十余里，\"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同期的权臣和坤，一碗猪肉动辄杀掉50头猪，取甚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如此太平盛世、气象奢华的背后，却是**的日益严重，是民主的进一步衰微，是国家的逐步没落。广大民众决不会有\"一头人\"的尊严；苟且模棱之徒、阿谀奉承之辈才有可能过上\"一位猪\"的生活，帝王及其亲近的权臣越来越失去一切有效的制衡。于是，\"中国社会只有两种阶级：踢人家屁股者，及预备屁股给人家踢者\"（林语堂《论踢屁股》中语）。

蜚声全球的大科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维艰，与思想封建不无关系，就连《天工开物》之类巨著在中国消失，都与文字狱紧密相关。李约瑟称《天工开物》为\"中国最伟大的科技经典\"，但七年之后就没人敢重新印刷，只因为宋应星在序中提出当时的满州南部和吉林地区尚为蛮荒落后之地，无疑是对清王朝祖先的\"恶毒攻击\"，还有谁敢冒风险去积极传播这部著作呢？科技的进步不过为帝王一家服务而已，国家的繁荣也只是一个家族的强盛。

与文化的封禁相比，边疆的各种封禁就更是微不足道。\"海禁\"遂成为再自然不过的无庸议论之题。《重纂福建通志·海防》（卷28）载，\"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以前乾隆帝1760年10月就转了两广总督李侍尧的《防范外夷规条》：禁止夷商在广州过冬、夷人去

广州只可寓居其洋行、中国人不得受雇于外夷等等。难怪道光帝派人审问英俘所提问题是：\"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咭唎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等。

从明朝开始海禁，特别到清代中叶的以\"与异域交将成为帝国之患\"，中国就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的建设；到了鸦片战争，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设立的诸如\"租界\"、\"最惠国待遇\"之类的\"新秩序\"；后来虽然生了只剪去了辫子的辛亥革命，但军阀混战使上下无暇他顾；抗日及内战时期更是管不了许多，好不容易以二战战胜国的身份加盟筹建联合国，却也一直未能建设性地图谋世界秩序的建立。中华大国，太长时间，对世间的一切，不参与、不接受，关起国门、自我欣赏，坐视异国之崛起。

黑格尔说得对：\"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对亚细亚国家而，海只不过是大地的尽头、中断，他们与海没有积极的关系。\"（《历史哲学》纽约1956年版）

联想到18年前极力欢呼海洋文明的《河殇》，对黄土地以东的海洋如此顶礼膜拜，虽然不免偏颇，但其开放的呼吁是可以理解的。再联想到11年前气壮如牛地喊《中国可以说\"不\"》，又不由得令人长吁短叹：文明是相互流动，相互学习。一边紧握铁拳\"打倒美帝国\"，一边为不能立马取得美国签证而忧心忡忡。幼稚得可爱的中国青年与当年成熟得过了头的乾隆几出一辙：一边对英夷来朝不屑一顾，\"朕于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之体恤，用示怀柔\"，一边急不可耐地去把玩夷人送来的钟表之类的洋玩意儿。从乾隆大帝以来的自我封闭，除了自大为臭，还能对大国崛起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只是，对志满意得的乾隆爷，怎么会有人斗胆去劝诫、提醒。有声音的是伏尔泰一类的文化人，而中国因为文字狱而失去了产生卢梭的机会。

汪中求

2007年12月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