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生命的追问 第四辑（19）

t。***s，我不知道你第一次面对神经外科医生的心。我经历过很多次神经外科检查，从小就习惯了身边围满医生，看他们翻弄病历夹，听他们低声讨论我的病。我没有恐慌惧怕。我一开始就没有害怕，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脊髓病对我意味着什么。医生用红色的小橡皮锤轻轻敲我的胳膊敲我的腿，把棉棒头扯得毛茸茸的，用它仔细地在我的胸前划来划去，然后再用大头针试探着扎来扎去，医生不停地问，这儿知道吗？这儿呢？我总是不耐烦，却又不得不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的身体从系第二颗纽扣的地方就没有知觉了，永远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想象。有时我猜，想象或许比真实更美丽，假如真是这样，我宁愿在想象中生活。

t。s，你患病时十九岁了，我想那比我童年时患病要痛苦得多。十九岁已有丰富的思想，面对的现实更加残酷，学会适应残疾后的生活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我患病时还不懂得痛苦，更不懂得什么是残疾。只以为如同患了百日咳、猩红热。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得过这样的病，住进医院打针吃药，出院时又是活蹦乱跳的了。直到几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妈妈背我走出了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的大门，那一次我偷偷地哭了，我知道我的病再也治不好了。一路上我不停地用冻红的手背擦着泪水，我不敢抽泣，我怕妈妈听见我哭，我知道她比我更难过……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那是我二十一岁的天空，我做了最后一次脊椎手术，在病房里平躺了一个月之后，人们用担架抬着我出了医院的大门，空中飘飞着凌乱的雪花，眼前一片灰暗的迷茫，我觉得自己正向深深的海沟沉落……那个冬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整整二十年后，我会与这么多作家一起开会。我只记得那是我度过的最艰难的一个冬天，我心灰意冷地躺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能够坐起来，忍着手术后的创痛，重新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习德语，日子枯燥又单调，心灵却渐渐像蓝色的湖一般宁静了。

印象仿佛一片片落叶在我的眼前飘飘闪闪，重重叠叠……

那天大会选举作协全委会，人们在清点人数，我坐在会场的过道上，我的轮椅显得很孤独。我不由得把两只手绞在一起，我常常把手紧紧绞在一起，有时指甲会在手心嵌出印记。t。s，其实我很怕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长期以来，我一直很难消除内心一种说不清的怯懦。小时候有一度我很怕见人，一到人多的地方我就会紧张，脸色就变得苍白。尽管我渴望和人们在一起，而一旦走进人群，我又是那样脆弱，有时我甚至怀疑那个脆弱的人是不是叫海迪。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全体起立，奏国歌。随着一阵椅子的轰响，成百上千的人站起来。那一刻我有些不知所措，整个会场里只有我依然坐着。我能觉出我在微微抖，我镇定自己，勇敢点儿，我对自己说。我让冥想中的自己站立起来，跟人们一起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过去一些苏联电影里，常有人们站着唱歌的景。我那时很向往长大后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庄严肃穆地唱歌……

过道里不时有一阵凉风，那是十二月的天气，外面已经天寒地冻。虽然会场里是温暖的，可我还是有点抖。我害怕冬天，我常常会冷得抖，我的腿因为血流不畅有时像冰冷的石柱。我的目光掠过会场，无意间我看见了你。你也坐在过道上，你坐得伟岸挺拔，你的表沉稳平静。我觉得紧缩的心猛然放松了，几乎凝固的血液又开始流动。看着你，我不由得问自己：你究竟惧怕什么呢？

物质世界的一切客观存在，不会成为残疾者难以逾越的终极障碍，而精神世界的存在中，却处处有无形的障碍。每当我以开放的心境面对世界，企图哪怕一时疏忽，忘却残疾，也常常不能如愿。障碍有时成为真正的屏障，成为一张无处不在的网。只有精神的解放，才能挣脱这张网，获得自由。

t。s，那次见到你之后，我读了你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心被它撼动了。近年来，我已很少能被一本书感动。我有时甚至怀疑，是我对文学冷漠了吗？我常常毫无热与渴望地翻着一些平淡的书，有时就放下，重新拿起翻过多少遍的充满真的旧书，与那些早已熟悉的人物会面，他们仿佛是我永不厌倦的朋友，每次见面都会给我新的感受。我们的心其实是渴望被感动的。